全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海外。《哪吒之魔童闹海》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列，《流浪地球2》在英美市场创下近十五年华语片开画佳绩。不过，海外票房占总体营收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人们常把这一现象归因于文化折扣，传播环节中专业人才的支撑作用同样值得深入讨论。中国电影并不缺少好故事，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把好故事有效地讲述给世界。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兼具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有条件成为承担这一工作的有生力量。从看电影到讲电影，本质上是从语言习得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拓展，这一拓展需要跨文化理解力、叙事转译力与国际表达力的共同支撑。三者由懂得文化到沟通双方再到打开局面，层层递进。借助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从文化折扣到文化共情的分析视角可以看到，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也取决于讲述者对文化符号的转译方式与对接收语境的判断。

一、跨文化理解力

与台词背后的文化解码

看电影只需听懂对白、跟上情节，讲电影则要求讲述者辨认台词背后的历史典故、文化意象与价值前提。中国电影承载家国同构、集体优先、命运抗争、诗以言志等常见叙事底色，这些内容往往不会直接呈现在字面上，需要讲述者主动补充阐释。

比如影片《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立于船头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若仅译字面，海外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一叶小船驶过群山。唯有讲清诗人流放夜郎、中途遇赦的跌宕人生，诗中劫波度尽的生命分量方能传递，这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诗以言志。同样，《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若不加解释，容易被读成普通励志口号，实则背后是一整套关于命定与人为的中国式理解。

这类解码无法依靠词典完成，它要求讲述者预先判断海外受众的理解障碍，明确哪些地方需要铺垫、哪些地方需要绕开。这并非对文化知识的简单记忆，而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自觉，需要讲述者同时站在两种文化的位置上思考。一旦缺少这种自觉，再准确的翻译也可能落空。近年来一些国产影片在海外放映时，观众对人物动机与情节转折的反应与国内存在明显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解码的缺位有关。反之，讲述者若能在推介环节提前说明，观众的接受体验往往会顺畅许多。

二、叙事转译力

与跨文化对话的接口寻找

中国电影讲究含蓄蕴藉和以情动人，西方叙事偏重直接冲突与个体驱动。讲电影并非单向输出，而需寻找跨文化对话的接口，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接住的共同经验。

以《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设定来说，曾被简化为一场集体主义救援行动。若将家国情怀转译为守护共同家园，把命题落到人类共同处境上，隔阂便小得多。至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抗争主题也可放进成长叙事框架，让海外年轻观众从不服输这一共通情绪进入。马海婷在《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本土建构与国际传播价值》一文中指出，文学影视化改编需要在精神底色、地域风貌与叙事方式等层面完成本土重塑。这一判断对电影的国际讲述同样适用，中国电影需要在本土根脉与全球共鸣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丢掉自身文化特质，也不把接受门槛抬得过高。

需要指出的是，寻找接口不等于削足适履。转译的分寸在于保留差异，让海外观众意识到这是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经验的表达，而非将中国故事改写成他们熟悉的样子。差异本身也是吸引力的一部分。前些年部分影片在海外宣传时过度强调技术奇观，反而弱化了故事本身的文化质地，这一经验值得后续传播实践参考。

三、国际表达力与从介绍影片到阐释文化的跃升

国际表达力体现在具体传播场景中的表达与互动上，学术评论、推介文案以及影展导览都离不开这种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讲述者，应当完成从介绍影片到阐释文化的转变，既要有说服力强的英文叙事水平，又要能够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受众理解。考虑到年轻受众的媒介习惯正在发生变化，短视频等新媒体载体也值得善加利用，用微叙事的方式更能唤起文化共鸣。毕竟，在碎片化传播时代，一段两分钟的视频只要切口选得精准，传播效果未必比一篇长文差。

当然，表达的要求会随场景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影展现场的口头导览受时间限制，必须用最短的路径建立起与观众的共鸣。社交媒体上的书面评论则留有展开论证的余地，可以借助相近的文化记忆，寻找更容易触动人的叙事角度。比如介绍《我的阿勒泰》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往往比直接讲述地域文化更能引起海外观众的共鸣。

尽管场景各有差异，国际表达力还要求讲述者具备预判传播效果并接收反馈的能力。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观众的反馈即时可见，讲述者能够据此对表达策略做出细微调整。这种能力只能在真实的跨文化传播场景中反复锻炼，中国电影的国际讲述才能真正从被动介绍走向主动阐释，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对话。

四、课程、实践与传播现场中的能力培养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电影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为高校相关人才培养提供了现实指引。在此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是能力培养的第一供给源。以英美影视为主的课程结构可以适当调整，把中国电影系统地纳入教学内容，电影翻译与跨文化叙事可以设为独立模块，通过片名译写、台词取舍等具体案例，训练学生识别文化耗损并做出补偿性阐释。与此同时，各门课程之间还需相互打通，避免各自为政。

实践环节是能力淬炼的关键。可组织学生为海外电影节编写文化背景导览手册，为家国同构、集体主义等文化基因提供信息补偿；也可给定同一部电影与三类受众，要求制定差异化推介话术；还可收集海外影评平台的典型误读，分析其背后的文化预设，再拟写回应式阐释文案。这些训练的共同指向，是将模糊的感觉转化为可检验的判断。

真正的检验发生在传播现场。课堂层面可遴选优秀英文影评与推介方案，校园层面可依托媒体开设专栏，社会层面可对接译制机构与电影节展，海外层面则鼓励学生在国际影评与视频平台发布英文推介，直接面对国际受众的反馈。评价方式亦需随之调整，将海外平台发表、译制作品采用、影展推介成效纳入综合评价，引导学生从完成作业转向追求传播实效。

结语

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最终要落到人与人的理解上。从被看到走向被理解，既需要作品本身具备文化厚度，也需要一批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讲述者。青年学子在课程、实践与传播现场中积累的判断力和表达力，将逐渐转化为中国电影海外接受的实际效果。当更多年轻人既能读懂“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岁月况味，又能以准确转译让海外观众听出诗句背后的文化纵深，中国电影与世界的对话便会更加从容，更富成效。

（作者系韶关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GXJK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