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第九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浙江宁波举办。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又欣逢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的历史时刻为本届新力量论坛锚定了主基调。论坛以“变化中的守正与创新——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为主题，回应了当下电影行业面对的时代命题。

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羽，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秦振贵，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世成，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彦，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卫南，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亮等参加论坛。卫南、陆亮、左衡担任本次论坛的主持人。

来颖杰在致辞中表示：“今天，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来到第九届，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是第一届，‘9+1’，意含这是一次十全十美的相逢。”他援引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是事业的未来”重要指示，分享了在技术迭代、需求变化、产业转型的时代浪潮下，浙江为中国电影向新攀高作出的思考与探索。“电影市场千拼万拼，最终拼的还是谁最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赢得受众的心，把观众的需求转化为变革的动力。”他相信，电影是常新的，时代是常进的，观众是常在的，“热爱与真诚永远是打动人心的新力量。”

本次论坛设置电影故事与中国形象、AI时代电影观、电影经济新版图、电影与变化中的观众、中国动画学派新探索五大议题，举行多轮主题演讲与圆桌对话，聚焦中国电影行业涌现的新变化、新动向与新问题。韩延、大鹏、文牧野、张冀、董润年、吴磊等从历届论坛走出的以及新涌现的新力量电影人齐聚现场，与行业代表、各省级电影主管部门代表共同参会。

电影故事与中国形象

◎ 韩延（《送你一朵小红花》《空枪》导演）：

 希望我的电影能理解观众，温暖、抚慰他们的心

支撑我作为导演一直有表达欲、有创作兴奋感的，毫无疑问是“人”。我拍的不是生老病死，不是冒险，不是犯罪，是人，是真实的、不完美的、有生命力的普通人。我拍的是人的尊严、善良、勇敢、欲望、软弱、倔强。我始终有热情把镜头对准他们，不是热衷于表现他们命运的跌宕，而是更执着于如何能贴近且细腻地去展现他们的姿态，展现他们如果拿到一手烂牌，会选择怎样活下去的姿态。中国形象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不仅仅是美食、服装、建筑、山水等中国元素的堆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的中国人，是中国人鲜明生动、姿态各异的活法。

守正守住的“人”，一方面，是电影里的人物，戏剧的最高任务就是塑造人物。每一个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样子总会走进我心里，成为某个人物和某部作品的创作源发点。无论视角还是结构方式，找到活在当下的感受，是我长期秉持的创作理念和创新的方法论。

守正守住的“人”，另一方面，就是观众。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技术会变，传播渠道会变，观众的口味变得更快，但“人想被理解”无论什么时代都不会变。我希望我的电影能理解观众，温暖、抚慰他们的心，治愈和娱乐他们的情绪。我天然地、笨拙地在生活中、在人群中、在烟火中汲取养分。观众不是数据，他们的名字不叫“大盘”，他们是我身边行色匆匆赶路的人，是有着七情六欲但并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书写自己的人。我尽全力去捕捉和记录他们，努力保持与他们的心跳同频。

◎ 张冀（《三大队》《夺冠》编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永远获取滋养的根脉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银幕总量全球第一，是全球电影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在全球电影的艰难时刻，中国电影人在电影创作、制作技术和产业开发等各环节上都应给出破茧突围的中国方案。这是中国电影行业理应做出的担当。

电影行业的变化在于：一是进电影院的观众少了，观众的平均年龄增长，年轻观众的占比下降。短视频和流媒体碎片化的观影方式不仅改变了年轻一代的眼球构造，还改变了他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二是观众看电影的需求变了，当下的观众最想看的电影是“情绪”，且电影的社交属性被削弱。三是看电影的方式变了。移动设备的便捷和家庭影院的品质提升，也让“在家看电影”成为更普遍的选择。

电影创作的变化在于：一要创作者切身去感知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社会新议题和互联网文化，紧扣当下现实；二要争夺年轻人，主动去适应观看多屏幕影像长大的年轻人；三要创作细分，在细分赛道上做到内容、表达和主题上的迭代升级；四要升级影院，建设高规格影院，优化升级观影场景；五要做衍生产品，打造具备长期文化记忆的IP，构建完整IP产业链；六要拥抱新技术，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等多点突破。

电影创作的不变在于：创作态度不变；传统的生命力不变，“当我们越不知道电影将走向何方，我们就越要回头去追根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不变，它是中国电影永远获取滋养的根脉。

◎ 大鹏（《长安的荔枝》《热烈》导演）：

 保持活跃，保持创新，保持对未知的敬仰与好奇

十年前第一次站上新力量论坛时，我确实还很“新”，距成为“力”、代表“量”差得很远。这十年观众给了我探索不同题材的机会，如今刚有底气觉得自己配得上“力量”二字，又开始担心不够“新”。所以我要跟上时代的变化，与观众共同成长。

保持活跃，保持创新，保持对未知的敬仰与好奇，是我的具体方法，所以我尽量都会在下一部作品中尝试陌生不娴熟的领域，包括《长安的荔枝》是我第一次拍古装片。

《长安的荔枝》作为埃及中国电影周开幕影片放映前，我担心隔着文化与时空，埃及观众能否理解这个故事，结果他们跟着故事里的人一起哭、一起笑。映后一位观众说，他从未吃过荔枝，但荔枝的甜和苦，他通过电影品尝到了。

在过去十几年的创作中，我讲的都是小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平凡普通人的视角。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普通人，组成了我们的中国形象。比如《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他为了家人全力以赴的样子，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国形象？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最近没有定档的电影，没有任何要宣传的内容，但我非得来，我想见见同行，和大家说说话，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电影的一次集体聚会。我们都会带着收获与鼓励回去。

◎ 章笛沙（《群星闪耀时》导演）：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本身就有着最伟大、最滚烫的故事

什么才是根植于我们自己文化血脉的最独特的那份感动？

拍摄《群星闪耀时》的过程中，当走进那段历史才明白，我们的前辈创造无数的奇迹，靠的不是孤胆英雄横空出世，而是算盘、计算尺、人力演算；是几十万民兵沿着几万公里线缆铺展开来，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最遥远的航程。这些不是艺术的虚构，是“两弹一星”时期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代拓荒者靠着纸笔与毅力，为中国敲开了通往宇宙的大门。于是我们有了这个看似“反科幻”的设定：不是未来人回去拯救先辈，而是过去拯救未来。

当把这种中国式的时空观和家国情怀真正注入到故事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脚下这片土地本身，就有着最伟大、最滚烫的故事。而这些，才是中国科幻被中国人喜欢，也让世界观众能感受到的独特魅力。

我记得一位科研工作者对我说过，他最怕的，是穷尽一生研究却没有一个答案，甚至方向都错了。在筹备阶段，我们查阅了海量史料，走访了很多位航天前辈，发现很多人明明知道他们研究的课题在有生之年根本就看不到结果，他们还是愿意燃尽自己一生去寻找答案。他们眼中闪烁的热烈，他们身上的坚定与执着，他们那份极强的信念感，深深打动了我。他们很多人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但正是像他们一样的无数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汇聚在一起，才组成了这片璀璨星河，组成了我们心中的“群星闪耀”。

（下转第3版）

圆桌对谈第一组

第一组对谈的主题为“电影故事与中国形象”。张冀坦言，虽然早年通过大量看片获得类型片框架和人物的训练，但自己并不是特别擅长强情节叙事。他在参与苏东坡电视剧项目时，发现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由此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牧野认为，艺术创作是感性的，尤其在当下，这一点更重要。一个题材，如果打动自己，花四五年也要做，甚至“没办法在没做完它之前做别的事”。他强调艺术创作“感性占绝大部分”，理性是修建通往观众共情的路径；同时创作要“锚定中国视点”，根植中国土壤，“根越深，树冠长得越茂密”。

韩延说，自己的创作是“向内求”，寻找内心里最渴望、最被触动、最想挖掘的点。面对生老病死题材，他拒绝单纯“向外求”的市场跟风。他认为创作者要有感性，也要在理性的指导下精进技术和创作能力。

大鹏说，创作《煎饼侠》是当时能力的极限，在现在看来仍很满意，此片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他期待“下一次玩点什么新的”，不愿重复上一次，因为那样能赢得自己对自己的尊重；也呼吁大家“松松绑”，虽然形势严峻但不要悲观，要理性。

章笛沙谈到创作《群星闪耀时》通过查阅史料了解那段历史，被科研前辈不计后果的投入打动，觉得有使命拍一部电影让他们看到结果、和后辈对话，这对他们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