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就是这么一个深深的伤痛，让他俩在狭小的空间里感觉特别压抑。这种压抑感是传达给观众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让观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感到两位主人公在压抑下近乎疯狂。女主角狠狠地扇自己耳光，男主角狠狠砸自己腿，这是你们设计的吗？

张琪：导演让他们体验角色，让他们在对戏时即兴发挥，演员体验得很真实，已与角色合二为一。演妻子的李妍锡在情绪爆发时抽自己耳光，袁弘说一看妻子这样折磨自己，就马上做出反应，他也想发泄情绪、也想释放，所以就即兴做出了相应的动作。

郑大圣：开拍前他俩各自给角色写了四千多字的小传，然后互相交换、共同修订，把两个人怎么认识、怎么恋爱、怎么结婚、怎么有了孩子，把生活轨迹和人物关系的“颗粒度”全都做了对齐。

张琪：在写夫妻分离时，我们先是写了谍战片需要的动作戏，最后发现这些都不太舒服，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细节：丈夫让妻子去打开水，还说门开着就好，暗示出永别了。

张卫：影片中，妻子离开后走在大街上，导演拍了很长一段的妻子的悲痛表情。

张琪：这场戏里，袁弘为掩护妻子，在屋里从容等待着被捕和牺牲；妻子此时彻彻底底地明白她老公有多爱她，明白了丈夫对自己隐瞒女儿的死讯，都是爱她的表现。我们在四分之三的篇幅里面，展现的都是这对夫妻非常深的内在矛盾，但谁也不知道，丈夫在心底对于妻子是有至深爱意的，最后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妻子逃出生天。

六、市民众生像

与上海电影传统

张卫：除了主要人物，你们将其他人物也写得生动，写出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相。

张琪：对每个人物小传，我们都勾勒得非常清晰。在这样一个乱世里面，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每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不可告人的精神隐痛。邵峰饰演的房东是一个入赘的“倒插门”女婿，他在此之前的社会地位不高，好吃懒做、爱享受，在乱世之中极力维持表面的体面；他说我顾少棠姓什么，其实他想说自己姓邵。我们写了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堪。

郑大圣：我们在造型工作室预备了一个“超市”，请演员们自己给角色选服装。邵峰一眼就看中了那件墨绿色的天鹅绒睡袍——这也是我期待他做出的选择。从他这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研究过人物，找到了感觉。他说，房东靠吃房租过活，不用上班，没事也不用出门拜客，早上起来吃碗头汤面，下午去听听评弹，在家就是要舒服自在，这是角色的自然状态。造型指导顺势给他配上一双皮拖鞋，看着就更讲究了。邵峰对着镜子打量，又对造型指导提了个小要求，他想要一个钩针编织的老式发网——上海的老派体面人，讲究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保持头势清爽，头上抹着发油、发蜡，戴上了发网，晚上睡觉甭管怎么翻身，第二天清早起床发型不会乱，这是他从爷爷身上见过的生活细节。

张琪：他的儿子是去苏北当了新四军，这是他比较致命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儿子给他们报平安的方法是寄一盒咸鸭蛋。高邮的双黄咸鸭蛋特别有名，高邮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内，所以特务梁耀庭第一次吃了咸鸭蛋，就意识到他儿子可能是在那边当兵，于是诈他，利用76号的酷刑吓唬他，就诈出来了。

贺子壮：当时这是“通共”的大罪。

张琪：诈出来后，梁耀庭逼他交出房子，以保他不被逮捕。房东觉得自己受诈了：我怎么那么笨，我把这个房子给抵给别人？他无脸见人，丢了赖以生存的房产，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贺子壮：从上海文化来讲，这个人物有点像上海人经常讲的“老约克”，就是那种游手好闲，表面上很体面，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其实他们很胆小，一碰到事情吓得要死，无勇气承担和应对。

张琪：我们的确是想做市民抗战的众生相，写市民在抗战时期的各种状态，包括房东、医生、舞女、朝鲜反日义士、学徒兄弟等等。他们本来是市井小人物，本来想委曲求全，但在国恨家仇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愤愤不平，产生正义感。

张卫：这些群像的塑造，让人想起了编剧张琪多年前编剧的《粉红女郎》，剧中你对漫画人物的影视化改造和这次依据史料刻画的电影人物，其创作的底层逻辑都是将这些存在于史料中、漫画中的形象，用艺术手法还原成生活中生动可信、栩栩如生的真实“活人”。这部电影还让人感觉到了上海电影的传统，如《上海一家人》《72家房客》《乌鸦与麻雀》等。你们在群像的彼此关系的描写中，为什么设计了一场生孩子的戏码？那场戏很感人，似乎与“密档”没有关系。

张琪：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写一个跟密档没有关系的比较大的事情，然后让地下党的夫妇在里面起主导作用。因为之前徐书亭为了掩护地下工作，做了戒严期间汉奸组织自警团的成员，他不得不当众对日本人立正鞠躬，这让整楼的邻居倍觉耻辱，宁波学徒指桑骂槐地说他给狗当狗。所以在他们被鄙视后，我们想通过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改变邻居对他俩的印象，甚至让他们成为邻居遇到大事的主心骨，所以医生妻子临产时，他俩全力救护。借着传达电话内容帮医生夫妇传递情感问候，极大地安慰了产妇。医生第二天回来，对徐书亭作揖表达感激，同时也让他们夫妻俩赢得了邻居的尊敬，体现了地下党员在百姓中的主心骨作用。

郑大圣：在我们反复构建、打磨剧本的阶段，精神源泉是《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先生引领并示范的左翼现实主义电影文学。

张卫：这部电影既如实呈现了血雨腥风中冒死保存密档的党史真实事件，刻画了地下党员的坚韧性格，又完成了一个类型片需要的紧张感和叙事动力，强烈吸引了观影注意力；同时描绘了抗战时期上海市民的众生相，接着还细致揭示地下党夫妻在狭小空间、极限压力下的情感冲突和生死交融，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总之，真的是一部多面创新、内涵丰富的地下党题材电影，它继承了上海电影的传统，也做到了对类型电影的又一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