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导演孙琳:
《数到三》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数到三》最初吸引我的,是两个原本完全陌生的人,因为一颗心脏而产生了命运的羁绊。一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因为这颗心脏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原本不应该认识,却因为一次看似偶然的相遇走进了彼此的人生。随着故事往前,我们又会发现,这两个人背后还有两个家庭,还有过去没有被说出的秘密,以及很多彼此交织的关系。
所以对我来说,《数到三》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马克思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自己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一个人其实很难脱离他和其他人的关系被单独理解。我们是谁、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很多时候都藏在我们和父母、孩子、爱人,甚至陌生人的关系里。
《数到三》里设置这么多人物关系,并不是为了增加故事的复杂性,而是希望通过这些关系,更完整地去理解一个人。比如战玉梅。如果只从她和何一帆的关系去看,她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她爱孩子,希望保护他,也习惯替他做决定。但当我们再去看她经历过什么,看她和身边其他人的关系,看她面对失去以后如何生活,就会慢慢发现,她的强势背后其实有恐惧,她的执着背后也有她自己无法处理的伤痛。在这里我重点提一下何家人和唐曾。何家人构建了战玉梅紧紧攥住儿子的前提,在这个城市里,战玉梅是异乡客,而且她并非来自周边相同文化的区域,而是来自拥有另一套语言体系、另一种文化背景的广东。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战玉梅无法真正归属何家的基础,再加上何一帆父亲对于家庭责任的逃避,使观众能够理解一个异乡人在这个城市立足的难处,以及战玉梅对于儿子无限的精神寄托。即便儿子死后,何家人也要把唯一属于战玉梅的栖身之地剥夺走,这便在很大程度上让战玉梅的无根性处境变得更加极致。
而唐曾,这个战玉梅在情感和人格上的爱慕者,战玉梅是如何处理她跟唐曾的关系呢?首先,唐曾是战玉梅的同事,是朋友,是战玉梅前半生的见证者,可以说唐曾是战玉梅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温暖色彩。何一帆在世时,战玉梅对于跟唐曾的友谊是珍惜的,唐曾生病战玉梅会亲自给他熬中药,唐曾也知晓战玉梅的一切心路历程。他们俩也许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当战玉梅失去何一帆后,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找儿子的心脏上,她不在乎缺勤扣工资,她也拒绝着唐曾的关心,甚至,战玉梅故意贬低自己气走唐曾。战玉梅把自己困住了,唐曾说出真相:不是他们要离开你,是你自己不肯往前走了。于是观众从唐曾这组人物关系中,窥见了战玉梅的另一个剖面,也感受到了战玉梅在丧子后陷入的自我否定。
我在塑造战玉梅的时候,从来不希望简单地把她定义成一个“控制型母亲”,也不希望简单地用一个标签去概括她。因为一旦我们给一个人物贴上标签,可能就很容易停止继续理解她。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她?她做出的选择可能并不都是对的,但是这些选择从哪里来?她害怕什么?她失去过什么?她以为自己是在保护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比简单判断她“对不对”,更接近我想拍的人。
同样,何一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叛逆孩子”。恰恰相反,他很懂事。他知道妈妈爱他,也知道妈妈为他付出了很多。但是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建立自我的过程。他开始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秘密,也开始希望拥有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何一帆身上最让我难过的,并不是他和妈妈发生了多少冲突,而是他其实有一个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很多话没有真正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以后,没有真正被听见。
这也是我觉得很多家庭关系里特别真实的一种状态。我们明明是最亲近的人,却未必真正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很容易说“我是为了你好”,但有时候很少停下来问一句:“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余景阳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种人物。他带着秘密进入战玉梅的生活。一开始我们会猜测他的目的,也会不断重新判断他。但如果只用这个秘密去定义余景阳,我们同样无法真正理解他。他和战玉梅的关系,他和父亲的关系,包括他对于自己获得的这一次生命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个人物。
《数到三》里的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像一面面镜子。一个人物和不同的人相遇,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的一个侧面;当这些关系一点一点叠加起来的时候,我们才逐渐接近一个更完整的人。而这也是我拍这部电影时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不要急着判断人物,而是先试着理解人物。因为我始终觉得,理解和认同其实是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战玉梅为什么这样爱自己的孩子,但不代表一定认同她所有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一帆为什么越来越希望拥有自己的人生,而不需要因此把父母放到他的对立面。包括余景阳和他的父亲,我们同样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他们做过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生活中的人本来就是复杂的。爱是真的,因为爱而产生的伤害也可能是真的;善意是真的,一个人的局限也是真的。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互相否定,它们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数到三》并不是想讨论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也不是希望最后替观众决定“应该原谅谁”。我更希望电影能够给观众留下理解人物的空间,也给大家留下自己的判断。有人看完以后会理解战玉梅,也有人可能理解她,但依然不能认同她的一些选择;有人会更心疼何一帆,也有人会从他的身上想到自己的孩子;有人可能会因为余景阳,重新去想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上一代留下来的选择,以及自己应该怎样继续生活。
我觉得这些感受都成立。因为电影写人,并不是为了最后告诉大家这个人是好还是坏。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当我们走进一个人的关系、处境和选择以后,能不能多看见一点人的复杂,也多理解一点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自己。
最后我还是想回到片名——《数到三》。这三个字对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有一种非常熟悉的童年记忆。小时候父母数到三,很多时候意味着:“一、二、三——你要听我的。”但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也许当孩子慢慢长大以后,我们可以试着把这句话反过来。数到三。这一次,我先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先听听,你真正想说什么。因为很多关系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马上获得一个答案,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先把对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听见他的感受,也允许他作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数到三》能够让一些观众在离开电影院以后,想到自己生命里的某一个人,愿意重新听他说一句话,或者重新理解一段曾经没有理解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意义。

◎ 总制片人晏梓羚:
一部好电影到底怎样才能真正找到属于它的观众
我们电影上映后,发现了一个值得深度复盘、也极具行业探讨的现象:那就是真正完整看完影片的观众,对《数到三》的理解、感受与评价,和影片上映前大众对它的固有印象、刻板认知,存在明显的落差。这也让我一直在反复问自己、复盘整个宣发与创作链路:我们作为主创团队,深耕作品数年,无比清楚这部电影的表达、细节与温度。但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在决定购票观影的瞬间,留给他们了解一部电影的,往往是一个片名、海报、十几秒的预告片,又或者是短视频碎片化信息。所以问题就回到了最核心的一点:我们到底有没有用从观众的视角和接受度来讲清楚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们是否真正、准确、通俗地告诉观众,我们到底拍出了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这也是我作为本片制片人,最想承担、也最想复盘的责任。但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数到三》一部影片的个案,而是当下国内众多中等体量现实题材剧情片共同面临的行业困境。放在过去,优质的中等成本剧情片,拥有足够的市场缓冲期:影片依靠真诚的内容打动首批观众,通过口碑慢慢发酵、层层扩散,逐步撬动影院排片,实现长线放映、逆风翻盘。但如今的电影市场环境已经彻底改变。影片上映前三天的大众认知,直接决定观众的购票意愿;观众的观影选择,直接影响影院场效;而场效数据,最终决定影片的排片走向。所以一部电影的窗口期就非常重要。
市场逻辑的重构,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行业真相:好电影如何精准、快速地匹配到专属受众,早已不只是宣发的单一问题,更是当下所有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必须直面、融入考量的核心命题。我始终坚信:电影剪辑定稿、创作完成的那一刻,从来不是一部作品的终点,而是它与观众对话的真正起点。如果大家认为这一部剧情片《数到三》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是否也帮我们找到这部电影最准确的市场定位、最适配的受众语境。影片上映后,我一度怀疑自己,怀疑我们的宣发策略方向到底对不对,但却从未怀疑,这是一部我们满怀诚意的好作品!
(根据在电影《数到三》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下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