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年会不能停!2》引起我关注的是它的两个方面:循环叙事体创意和喜悲融正美学风格。
首先就是它有着独特的影像结构创意,这就是以“无限流”为核心,打造出由四个叙事段组成的循环反复叙事体,简称循环叙事体。这种特殊叙事体的核心在于让主人公跨越现实人生局限,从而可以通过循环反复试错而寻到成功路径。第一段为其开端,讲述马杰被下放到斌州分公司时,在包子铺巧遇业务骨干刘奔,得知他是自己的未曾谋面的崇拜者。刘奔同他相约为升职而共同奋斗,但他只想稳定而不想升职。勤奋工作的刘奔因成绩被上司巧取豪夺而升职落空,愤而提出辞职。当他重返包子铺同马杰相遇时,触发循环反复程序及其潜规则:一旦辞职或被开除,就重返包子铺而在循环反复中重新开始。这就推出了全片的核心冲突线:在不公平职场里可以通过循环反复去重新争取公平,要走出悲剧宿命就必须重新奋斗。
第二段为多次循环反复试错进程。这里接连发生循环叙事体的多次循环试错事件。影片透过这些循环反复景观,展现刘、马二人的不甘屈服于宿命的积极变革行动。第三段为心理震荡期。刘奔在以非正常手段接连升职到高位后,得知公司高层欺压普通员工的阴谋,加上有能力的女同事Kathy尽管遭受职场打压但仍然没有丧失正义原则,并且对他寄予厚望,刘奔深受触动,猛然意识到即使自己依靠循环反复而升职,却无法改变普通员工的悲剧性宿命的延续。第四段为爆发与反转期。在年会获奖者演说中,已升任总部副总裁的刘奔突然间开口爆发,严厉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权势集团,列数默默无闻基层员工的姓名并号召向他们致敬,让场内员工情绪和观众观影情绪都抵达高潮。
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第二段循环叙事体的高度集中展示。影片的一个显著影像创意在于,建构起以包子铺为源头的循环叙事体范式,让全片叙事获得一个简赅而富有表现力的影像结构母体。全片虽然有相当多次数是一闪而过地呈现包子铺中的刘奔和马杰相遇的循环反复景观的瞬间,不过也有至少8次是较为完整的呈现:第一次是以业绩打动上司没成后二人重返包子铺相遇和相约;第二次是在同学送礼时把上司推辞当真,提着礼物转身离开;第三次是跟踪上司去家中为其小孩补课,却误入其“小三”住处;第四次是两人以为得罪了上司,不承想被上司以为自己把柄被抓住,干脆将其升职;第五次是刘奔想继续升职而发现缺少官位,就写匿名信要求增加高层管理岗位,阴差阳错被采纳;第六次想让上司先升职而给自己腾位,没想到上司为了不威胁到更高层而选择躺平,造成上司被撤职而自己升职顶替;第七次是升职请示被总部来的Mark出于报复目的而故意压制不批,惹得马杰在循环反复重来时狠扇其大嘴巴,吓得后者误以为他们后台硬,赶紧批准刘奔升职到总部;第八次是尾声中彩蛋环节,Kathy去到包子铺,预示新的循环反复流即将重启。正是这个可循环反复的影像母体装置一次次掀起重复实验的浪潮,可以满足观众理想职场人生范式的多元化的和可反复的推演渴望,激发他们对于更好的人生价值境界的不竭向往和追求。
从以上四个时段的循环叙事体可见,这里呈现出一种特征明显的美学风格——有不少人说是喜剧风格,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更具体地考察可见,这种喜剧内部不只有喜剧性元素,而且还有悲剧性以及最后成的正剧性元素,所以不妨合起来称为喜悲融正剧或喜悲融正片。具体说,这部影片以刘奔和马杰的喜剧性相遇开头,逐步揭露出众和集团基层员工被上层组织层层盘剥的悲剧性宿命,而这种外喜内悲的喜悲交织场景随后多次循环式地反复出现,最后由刘奔在年会演讲中升华出正剧性因素来。这是典型的以喜剧吸引观众、以悲剧感动观众、以新的正剧性升华激励和提升观众的喜悲融正片范式。这种影像范式跨越了单一喜剧性、悲剧性或正剧性的单调性,可以让观众在影院一次性地同时集中享受喜剧性、悲剧性和正剧性的浑融式激荡,即让“爽感”“痛感”“庄正感”(或“庄重感”)一齐实现浑融。这显然可以称为一种美学特征明显的喜悲融正风格片,在喜悲交融中烘托出正剧性品质。这可以同去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喜悲融正风格相比较:先是陈塘关众百姓满含喜悦地等候七色宝莲为哪吒和敖丙重塑肉身的喜剧性场面,后来是陈塘关百姓被屠城的悲剧性转折,最终激发起哪吒的觉醒和奋勇领导抗争的正剧性结局。
从传统根源看,这其实是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美学中已有的“悲喜交集”传统的一种当代传承方式。《诗经》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提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里的哀中见乐、乐中见哀的哀乐交融情景,可以用来理解《年会不能停!2》中刘奔喜悲交织的个人境遇。只不过,刘奔的故事没有仅仅停留在哀乐交融境遇中,而是已经发展出为普通员工谋福利的正剧性元素了,也就是把刘奔和马杰的喜悲交融的循环反复升职实验,引导到新的正剧性境界。
这部影片继《年会不能停!》的喜悲融正片创意后,延续和巩固了这种喜悲融正美学风格范式的生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当代观众同时寻求喜剧感、悲剧感和正剧感的浑融式满足的需要。不过,影片如果不满足于在口头上表现刘奔和马杰为基层员工利益而寻求变革的美好意图,而是进一步落实到实际行动或行动筹划上,效果会更佳。升腾起“致良知”意图固然重要,但实施“知行合一”的现实变革行动才是根本。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