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优质电影”，显然不是一个与法国“新浪潮电影”有关的电影史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我国电影行业发展的现实策略——在我看来，发展到现阶段的中国电影，需要一次全方位的优化。

提出“优质电影”这样一个关键词，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一是中国电影正在面临新的、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来自外部的竞争环境变化自不待说，就行业内部而言，过去貌似“通行”的某些理念和做法，由于实质上的“劣币”效应而开始显现反噬后果。我们应当在不确定中找到怎样的确定性？二是整个人类世界正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与世界大格局重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而随着中国的全球地位变化，中国电影在“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和价值无疑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考量。我们需要对电影赋予怎样的新要求？

电影诞生130多年来，起起伏伏。当代中国电影也同样是在曲折中发展的，有焦虑，也有希望。比较典型的是十多年前，互联网尤其是视频网站的兴起曾经令电影行业感到巨大的恐慌，当时甚至有平台“大佬”断言“电影院即将消失”。但中国电影很快克服了这种恐慌，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先生甚至乐观预测，按照当时的增速，中国电影可以实现每年40亿观影人次、1000亿票房和1000亿“后电影”产出。所以，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前行，可以说是电影行业的常态。当前，电影行业确实又一次遭遇新的挑战：票房大片数量减少，影院经营困难，观影人次未达预期，观众拉新显得乏力，业外资金的参与更加谨慎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冷静地来看待。比如，票房大片数量和观影人次的减少，对于支撑产业规模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现象，但同时，我们也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多项数据中看到了中国电影仍然可能有大的生长空间。比如，电影院经营困难问题，其背后原因也与过速扩张和盲目分布密切相关，“去冗余”也未必是坏事情。又比如，观众平均年龄上升问题，一方面有年轻观众增长趋缓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十年、十几年前培养的观众群体仍然保持了观影习惯，由不同年龄段参与的“全民电影”时代或许正在到来。

我们还要特别清醒地看到，电影在娱乐消费中的中心地位或许已经动摇，但其文化地位并未淡出。时至今日，电影的影响力与精神作用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一部好的电影，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其他媒介所达不到的视听愉悦，更可以满足集体的心灵刚需。《哪吒之魔童闹海》《小小的我》《南京照相馆》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悲观主义，而应秉持信念，直面问题，走优质化发展道路，做更好的自己。

“全方位的优化”，不只是要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更多意义上是要以质量增长保障数量稳定（数量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数量的稳定就没有产业规模）。一是要优化产业环境和产业结构，比如遏制银幕数量的盲目扩张、调整制作成本结构、加大后电影产出比重，等等。二是从内容供给层面上实现整体性的优化，提高电影的“影院必看性”。

学者李建强提出的“必看性”与尹鸿强调的“影院性”，都指向电影在当前挑战中必须坚守的特质。我综合二者，提出“影院必看性”——电影若离开影院便不再成立，而让人们走进影院的关键则在于“必看性”。“影院必看性”包含多重内涵：拥抱时代新变化、与观众建立新的关系、接纳新技术等，这都没有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要义是要体现“电影性”。在创作者面临各种诱惑、特别是“视频化”诱惑的当下，“电影性”一方面当然是指故事与视听层面的精致化，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深度的思想表达和情感表达。

应当对电影创作领域的“视频化”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视频化”不仅意味着电影对视听美感的放弃，更意味着以浅表的“情绪价值”替代情感价值和思想价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情绪价值”还往往包裹着非理性和与文明进步背离的价值观，比如物质崇拜、消费主义、权贵崇拜、物化女性、两性对立等等。而当海量短视频和微短剧仅仅充当“数字下饭菜”甚至沦为“数字毒品”时，我们的电影创作绝不应该趋而迎之。承载思想与情感、满足我们内心的刚需，恰恰是电影“必看性”的重要基石。甚至，当精神迷失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电影还应当再次承担起“人的发现”“人的觉醒”的启蒙使命。

作为行业发展策略，“优质电影”也有助于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问题，自去年起便引发我的思考，尽管尚不深入，但直觉上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约十年前，学者张颐武曾在《电影艺术》发表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中国电影的中国化”。而我所思考的方向可能与之相反——中国需要国际化。这已经是一种具有一定迫切性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我们作为电影生产大国，即便将来票房和“后电影”产值达到双千亿人民币，就其产能来说也存在一个市场扩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要进一步从外宣思维中跳出来，甚至应当放弃“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概念，而是应像其它产业部门一样，确立“国际市场拓展”的实践理念，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双轮驱动。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软实力当然需要由硬实力作为保障，正如好莱坞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其他实力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构成的硬实力已经世所瞩目（特朗普甚至认为世界已进入美中“G2”时代），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却远未与此相匹配。就电影行业而言，我们甚至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电影的“国际化”与电影的“优质化”息息相关。或者说，“优质电影”是中国电影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走国际化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当然，国际化命题下的“优质电影”概念，除了前述那些创作上的特质之外，理应包括价值理念、艺术技巧、视听体验方面的世界领先性。这自然还有一段路要走，而目前看来，中国的电影技术很有可能率先实现“弯道超车”。

与技术和艺术技巧的探索相比，考验最大的还是价值观输出上的“弯道超车”。作为对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回应，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明确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而反观我们的电影创作，似乎对此还缺少更多的敏感。这就需要我们理论批评界主动作为，以理论自觉去推动创作实践。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有过于强调本土性、自主性、民族性的倾向，应当充分重视本土性与普适性的平衡问题。在电影国际化这个重大课题面前，中国的理论批评界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