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底在中国上映的一部大女主独角戏《初步举证》让我们认识了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女演员朱迪·科默，还有幕后操刀的澳裔英国女剧作家苏茜·米勒，英国男导演贾斯汀·马丁。没想到这么快，原班人马打造的第二部舞台戏剧电影《非穷尽列举》就在今年3月8日登陆中国大银幕，只不过女主角换为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演员裴淳华，并增添了家庭中两个重要的男性配角：丈夫和儿子。三人共同演绎了一台精彩绝伦的舞台剧，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中产精英女性在社会职业身份和家庭母职之间的痛苦分裂和极限撕扯。

依然是苏茜·米勒擅长的法律题材，两部舞台剧名Prima Facie（《初步举证》）和Inter Alia（《非穷尽列举》）都来源于拉丁语的法律术语。“初步举证”是启动诉讼的最低证据门槛，它是指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支持其指控成立，若未能完成“初步举证”，对方则有权申请驳回诉讼；“非穷尽列举”的意思是“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律语境中表示所列举的事项仅为示例或代表性情况，并不意味排除了其他未被明文列出但性质相似的情形。

《初步举证》讲述了一位处理顶尖性侵案件的女律师，在自己遭遇性侵后，从“辩护者”逆转为“受害者”，亲历司法系统的二次伤害之后，对之前自己打压的受害者感同身受。《非穷尽列举》则讲述了一位秉公执法的刑事法庭女法官在自己的儿子成为性侵加害者之后的两难选择。

从《初步举证》一个女律师的独角戏发展到《非穷尽列举》中女法官、男律师、处于青春期的儿子的三人家庭戏，扔出去的矛都深深扎到了自身，戏剧张力十足，极具挑战性和批判性，直指父权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父权社会结构下司法系统的不公，以及父权家庭结构下女性的困境。两部戏剧先后向社会抛出了尖锐的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沉重的思考：该如何修正法律条文中的漏洞？该如何保护受害者的权益？该如何教育儿子尊重女性？该如何教育女儿保护自己？在社会职业和家庭职责面前，两性又该如何合理分工、维持平衡？

毫无疑问，《初步举证》和《非穷尽列举》是两部非常出色的女性主义戏剧，也是极具话题性的女性主义电影。刑辩律师出身的剧作家苏茜·米勒长期为儿童与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并将法律工作中的案例、见闻融入戏剧创作中，22年中创作的40部戏剧几乎都以社会公正为主题。可贵的是，两部戏剧虽然都触及了女性遭受性侵的敏感话题，但苏茜·米勒并没有刻板地套用女性主义来创作，也没有利用女性主义来消费，而是通过女性的独白自述非常真实、充分地展示了女性痛苦煎熬的心理状态，使观众与之共情。《初步举证》是一位女律师的愤怒、失语和绝望，《非穷尽列举》则是一位女法官在事业、家庭、育儿之间进退维谷的焦灼。

当儿子犯了罪，做法官的妈妈该怎么办？从家庭伦理上讲，作为母亲，她本能地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但从职业道德上讲，作为法官，她又要为受害者主持公道。最后儿子幡然醒悟，主动表示要去警局自首。编剧对结局理想化的处理缓解了法官妈妈的焦虑处境，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是出于保护儿子，还是出于自保。

对此，来华参加映后交流活动的裴淳华也给予了回应：“我们看到的是这部戏的结尾，而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如果哈里的确是去警局自首，那么他会被审判、入狱、服刑，这可能会彻彻底底地拖垮一个家庭，杰西卡的事业也会剧烈下滑，受到众人审判，我觉得这确实是个黑暗的结局。另外一个主题是，编剧苏茜·米勒想要呈现一种新的概念‘恢复性司法’。目前它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但在某些地方试行。它指在发生某些造成伤害的事件之后，提供一个平台能让受害者与被害者双方能够见面谈话、商议、修复，来达到存在真正赎罪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编剧希望能通过这部剧打下一些未来对话的基石。这非常复杂。”

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缓解观众的不解，《初步举证》中受害者虽然是一位善辩的女律师，但最终也未能为自己争取到权益，败诉的结局更加说明了父权司法制度的黑暗和不公，绝望又决绝。而《非穷尽列举》则采取了相对缓和的中庸态度和中间道路，没有让妈妈做出选择，背负心理之罪，而是让儿子做出选择，为自己的罪行承担后果，让男性的悔悟和觉醒来结束女性难以抉择的困境。这样的结局书写似乎从先锋退到了保守，但从中我们也看到了编剧的慈悲之心和对女性的不忍。

更发人深省的是，这位具有女权意识的女法官从小就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儿子尊重女性、保护自己，为什么儿子还是走向了犯罪之路？当杰西卡翻开儿子的聊天记录，她才吃惊地发现儿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男性社群里充斥着将女性物化的厌女论调，没想到平日里乖顺的儿子也是其中一员，这使得戏剧开场她激扬的宣言“去他的父权制”显得格外讽刺。哈里从小瘦弱，经常被其他同学欺负，这个一直被妈妈保护、宠溺的纯真小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却变成了杰西卡不认识的模样。渴望融入男性社会的哈里潜意识认为必须以侵犯女性彰显自己所谓的“男性气质”，这难道不是父权社会长期以来的潜规则所造成的悲剧吗？怪不得《好东西》里说：男子气概有毒。

杰西卡从一个好法官、好妻子、好妈妈的“三好”女人到最后的全面溃败，恰好说明了一个被同时要求成为社会精英、完美母亲、女权主义者的人难以存在。我们也看到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要求是无止尽的，杰西卡在法官、母亲、妻子等多重职责中疲于奔命，忙里忙外，不断打架，同时也暴露了男性世界的虚伪和不堪。做了女法官，还要时时刻刻维护丈夫作为律师的自尊心，处处在家庭中做出低姿态；丈夫在儿子的家庭教育中缺席，但在儿子出事以后，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妻子：请你先做好一个母亲！就如编剧所说：“女主之所以台词那么密，是因为女人脑中就是这样，不断切换视角：考虑自己，翻译理解他人意图，迁就大局……一刻不停歇。”当代女性在职业、家庭、道德等不同维度之间所承受的高度责任感与结构性压力太让人窒息了，也许正因为现实如此，苏茜·米勒才设计了如此理想化的结局，终于让杰西卡喘了口气，由男性去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

原来，这部戏展示的是女性处境的“非穷尽列举”，它比《初步举证》中的女性处境更为复杂，也更具有普遍性。不分时代，不分国界，几乎天天上演。从1948年的上海老电影《新闺怨》到1988年的新时期电影《女人的故事》，从2019年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到巴西电影《看不见的女人》，从2023年的《我经过风暴》到2024年的《出走的决心》、2025年的《下一个台风》，女性所遭受的身心伤害历历在目，触目惊心。虽然世界女权运动的历史已经有200多年了，但是女性的维权之路还是长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