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大众眼中，农民群体常被视为影视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无论是革命叙事的坚强主体还是改革浪潮中的迷茫个体，再到新农村建设的奋进者，农民话语建构权主要掌握在专业影视创作者手中。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下沉，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农民话语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位移，以快手、抖音、B站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由农民自身作为创作表达主体的话语场域。在这里，农民通过拍摄短视频、进行直播、参与评论积极介入到文化对话之中，其话语中充斥着对既有影视文化符号的创造性挪用、戏仿、解构与重组，这种“再生产”既超越了简单的文化消费，又成为了一种积极的话语建构。

农民新媒体话语的兴起打破了长久以来农民在主流媒介中的“失语”状态，实现了文化表达的主体性回归。传统影视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往往经过精英视角的筛选、加工与定型，难免存在符号化、片面化甚至扭曲的风险，而新媒体平台的低门槛特性使普通农民能够得以绕过传统媒介“守门人”，用镜头直接对准自己的生活、劳作、思考与情感，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审美记录丰收的喜悦、打工的艰辛、婚丧嫁娶的习俗、对时事的看法。其次，农民新媒体话语构成了观察乡村社会变迁的记录史，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海量原生数据生动记录着乡村的物质景观变化、经济行为模式、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价值观念的微妙演进，为社会公众理解处于发展中的乡土中国提供了比任何抽样调查都更为即时、丰富和具象的宝贵素材。最后，农民新媒体话语的活跃是乡村文化内部传承与对外沟通的关键枢纽。一方面，它激活了本土文化的内生动力，许多非遗技艺、民俗活动通过短视频等平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激发了乡村文化持有者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它搭建了城乡对话的新桥梁，城市用户通过观看农民的日常生活分享，能够消解由于陌生感带来的偏见，建立情感共鸣，甚至催生“乡村慢生活”的审美向往。

在农民的新媒体话语实践中，对影视文化符号的再生产遵循着特定策略的创造性转化。其主要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影视文化符号拼贴，在“熟悉感”中建立认同。许多农民创作者将热门影视剧中的经典台词、标志性动作、场景音乐或人物造型从其原始叙事语境中抽离出来，巧妙地拼贴、植入到自身所处的乡土日常中。例如，当其在劳作间隙时突然说出《狂飙》中高启强的台词“告诉老默，我想吃鱼了”，并随即指向自家鱼塘时，就完成了一次幽默的符号挪用。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利用了影视剧流行带来的“共同记忆”，瞬间拉近了与广大网友（无论城乡）的心理距离，产生“懂的都懂”的默契；另一方面，通过带有传奇色彩的影视符号，与泥土气息的乡村现实并置，制造充满张力的“反差萌”。影视文化符号拼贴不仅是娱乐，更是温和的“祛魅”，将高高在上的文化符号“拉回地面”，与自己的生活产生关联，从而在文化消费中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宣告“我也参与其中，并能玩出自己的花样”。

第二，影视文化符号转译，将宏大叙事嫁接个人经验。与一般的挪用不同，影视文化符号转译涉及更深层的意义改造，一些农民创作者将影视作品中承载的宏大主题、情感结构或时代精神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服务于对自身个体或群体经验的表达。例如，脱贫攻坚剧《山海情》中，移民们与恶劣环境斗争、建设新家园的集体奋斗史诗，就能被在现实中同样通过辛勤劳作改变命运的农民博主转化为个人奋斗故事的叙述框架，能够引用剧中的台词来为自己的坚持注解，或模仿剧中人物的协作场景来讲述与乡亲们的互帮互助，引发徘徊于“留乡”与“进城”之间的年轻人的共鸣。影视文化符号转译能够使时代命题与微观个体产生有血有肉的连接，成为农民理解自身处境、表达群体情感、建构生活意义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三，影视文化符号戏仿，在嬉笑中完成对刻板印象的颠覆。戏仿是同时具备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再生产路径，一些农民创作者有意识地模仿、夸张甚至扭曲某些影视作品中僵化的负面的农民形象设定（如土气、愚昧、固执），通过高度表演性的“戏仿”来达到反讽、调侃和颠覆的目的。例如，穿着时尚且言谈举止都与都市青年无异的农民博主，可以模仿早期农村题材喜剧中夸张的、口音浓重的“傻根”式表演，并在视频后半段突然切换回日常状态，通过强烈的反差来解构观众对农民的陈旧想象。戏仿是“带着笑声的抵抗”，不需要是激烈的正面冲突，而是灵活的、富有智慧的协商策略，通过主动扮演被“他者化”的形象，实则掌控话语建构的规则，不再被动承受刻板印象，而是主动表演并嘲弄它，在笑声中消解其严肃性，夺回对自我形象定义的部主动权，彰显农民群体在文化互动中日益增长的话语能动性。

通过新媒体进行持续性表达，农民群体正在逐步沉淀并建构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在话语主体层面，其正在从分散的个体走向联结的共同体。互联网早期农民在新媒体上的发声多是单独的、各自的，但随着平台算法推荐、话题标签、同城功能以及粉丝社群的形成，具有相似地域背景、生活经历或兴趣爱好的农民创作者与用户被有效地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可见的、活跃的“数字村落”，展现出更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话语内容层面，其正在从生活记录走向类型化叙事与价值输出。农民新媒体话语的内容正在经历快速的演进，以往内容多为随机的、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但如今，许多内容则呈现出清晰的类型化与专业化趋势，许多头部农民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内容中注入并传递稳定的价值观，如勤劳致富、诚信经营、孝亲敬老、热爱家乡、乐观坚韧等，标志着农民新媒体话语正在构建相对自洽的且能够传递群体精神的系统。在话语风格层面，其正在形成“土味”与“网感”融合的范式。这里的“土味”并非贬义，而是指植根于乡土社会且未经精致修饰的、质朴甚至粗粝的原生美感，体现为直接的镜头语言、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真实的劳作场景、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细节，且其与“网感”融合，如对热门短视频模板（卡点、变装）、流行BGM、网络热梗、特效工具的熟练运用上，将“土”的内容与“潮”的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既接地气又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独特风格，打破了“乡土”即“老土”的刻板印象，能够建构了属于数字时代新农民的文化自信。

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农民群体不仅实现了从文化“接受者”向“产消者”乃至“话语建构者”的角色跃迁，更展开了对既有影视文化符号充满能动性的再生产实践，正在系统性地绘制出崭新的话语体系。随着社会发展，这一话语体系必将继续演化，其核心始终根植于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以及在数字乡村时代发出自己声音的不竭渴望。

（周洋系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副教授，于晓燕系重庆市九龙坡区蟠龙小学校一级教师）基金项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民新媒体话语分析研究”（KYSK202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