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岁末，适逢中国电影诞生双甲子与中国电影博物馆落成二十周年，《中国电影博物馆馆藏研究丛书》正式出版。丛书包含《藏品中的电影史》与《藏品图志》两部：《藏品中的电影史》以60余万字，通过对300余件馆藏珍品的系统研究，初步构建以藏品为核心的电影史认知框架；《藏品图志》则遴选150件藏品，配以高清图像与精要阐释，熔信息查询、大众科普与史料汇编于一炉。该丛书近期荣膺“2025年度博物馆十大出版物”。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保管库或陈列窗，更是面向公众进行知识再生产和历史教育的独特场域，藏品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资源和物质基础。自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馆刊编辑部”2023年12月28日正式更名为“电影史研究所”以来，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已成为我们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中国电影博物馆馆藏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正是这一使命下的重要实践：它既是以馆藏实物为基础，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拓展视野、夯实材料的一次学术深耕，也是整合馆藏资源、推动知识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有机融合的一次系统性探索。

从“胶片保存”到

“文化物证”的体系化建构

电影收藏实践与电影史几乎同步，但其价值认知经历了深刻演变。早期收藏焦点集中于胶片实体的存续。如今，随着全球电影博物馆网络的拓展，收藏的疆界已极大地拓宽，从剧本、海报、道具、设备，延伸至数字时代的海量数字资产。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意味着电影藏品实现了从“专业资料”向广义“博物馆物”的根本性转变，其作为多维“文化物证”的复合价值日益凸显。

在中国，一个以国家级馆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的收藏网络已初步形成，且电影藏品的价值认知正通过体系化、标准化工作得以系统夯实。2008年，中国电影博物馆成立藏品鉴定委员会，审议首批藏品定级与分类标准。2020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博物馆工作委员会成立，至2025年已汇聚24家成员单位。作为会长单位，中国电影博物馆联合成员单位共同研制，并于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发布了全国首个《电影类博物馆藏品入藏及定级标准》。该标准明确了藏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要求，并将电影藏品系统划分为十五大类。这一分类体系不仅规范了收藏实践，更通过知识组织行为，为藏品的系统阐释与深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重写”到“重构”的

“物质性转向”

传统电影史研究长期倚重于文字文献与影像文本，大量物质性材料往往处于学术视野的边缘。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电影史”成为学界共识以来，研究视野渐开、成果丰硕。但进入数智时代，我们仍面临从“重写”到“重构”的深层转型，这意味着电影史研究认知框架与研究范式的根本革新。在此进程中，“物质性”研究视角的崛起，正为电影史书写开辟出新路径。

“物质性转向”深植于物质文化史与媒介考古学的理论土壤。物质文化研究认为，“物”内蕴社会生活的丰富意义，是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媒介考古学则致力于钩沉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媒介装置与实践。两者共同启示我们，电影史研究不应局限于文本中心主义，而有必要将物质材料本身，以及物与人、物与社会文化实践之间错综复杂、动态互构的关系网络，纳入考察范畴。

在物质文化研究中，博物馆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苏珊·皮尔斯曾深刻地指出：“物质文化本身即与收藏密不可分。”当今时代，“遗产”已成为一个流行语，它从学者们关注的专业议题扩展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发展为重要产业。博物馆、历史遗址、纪念碑、纪念馆、历史街区与历史城市不断增多，折射出社会对过去的深切关注。在这一趋势中，兼具艺术与媒介属性的电影藏品，成为连接学术历史、公共机构与大众认知的关键纽带。它们使我们能融入具体可感的物质情境，为“重构”一部更立体、更富于人文温度的电影史提供可能。例如，一张影人伏案工作的书桌，能立体展现其创作习惯与精神世界，这是单纯文本分析难以捕捉的深层语境。

建构以藏品为中心的

博物馆话语体系

通过藏品讲述历史，核心在于阐释。传统博物馆阐释受限于展签与陈列，信息传递往往是极为有限的。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人文方法在博物馆领域的深入，藏品信息的呈现方式得到极大扩展，但这背后需要更深层次、更系统化的藏品阐释和研究工作作为支撑。

20世纪60年代，以斯特兰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尔诺学派在构建“科学博物馆学”过程中提出了“博物馆物”这一概念，揭示物在进入博物馆场域后经历的语义转换：它脱离原有语境，经由收藏、展示与阐释，被持续赋予新意义。因此，收藏行为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与人紧密相连的意义建构实践。本丛书在编撰过程中着力推动从“以物为中心”的权威说明，转向“以人为导向”的对话与意义共建，具体探索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展开：一是构建多维、动态的阐释网络。我们借鉴国际前沿方法论，将藏品意义视为持续生成、多元构成的集合，不仅关注藏品本身，更探究其原始语境与社会网络，通过关联比较丰富其内涵。二是建立有温度的情感连接与记忆共鸣。着力挖掘并整合藏品背后的个人故事与社会记忆，构建一个包含学者、征集员、捐赠者、创作者等在内的多元“声音共同体”。例如，对《火烧圆明园》美术设计图的研究，通过访谈与史料，揭示了艺术家的创意挣扎与剧组决策过程，让历史证据“活”起来，从而唤起公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投入。

电影藏品研究的

史学路径展望

《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以往实践的总结，亦为未来探索设立了新起点。电影遗产保护与研究是一项代际工程，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史学化、体系化道路上面临标准不一、力量分散、数字化不足等挑战。面向未来，我们应在以下方面协同推进：第一，构建系统化的电影藏品协作网络。强化国家级机构的统筹功能，推动建立跨地域、跨机构的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体系，形成有机联动的“电影藏品共同体”。第二，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标准化建设。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电影藏品保护、修复、编目与著录标准，着力建设国家级电影藏品数字资源库与标准化元数据平台。第三，推动多学科融合的史学范式创新。深化电影藏品研究与公众史学、社会史、技术史、艺术史等领域的对话，将物质性成果系统融入中国电影通史、专门史及区域电影史的书写之中。第四，拓展历史叙事的传播与活化路径。善用VR/AR、数字孪生等新技术革新叙事呈现，推动电影史料走向公共历史教育；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场景，使藏品资源进入学校、社区与公共空间；同时探索电影历史IP的创造性转化与跨界合作。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我们期待与国内外同仁一道，不断深化对电影藏品作为历史证据、记忆载体与文化资源的多元认知，共同推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走向更深入、更开放、更具生命力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中国电影博物馆馆藏研究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