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当下的我们正置身于两重“后时代”的交叠中：一方面是电影艺术经历网络化、数字化冲击而步入的“后电影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宏大理论褪色、整体性叙事瓦解之后的“后理论时代”。电影陷于快速迭代的媒介技术与层出不穷的视听样式的包围中，理论则面临阐释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电影学人该如何用理论去捕捉和解释复杂多变的影像现实？如何去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对此，陈旭光教授的新著《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陈旭光影视理论批评选集》作出了及时的回应。该书作为中国文联“啄木鸟文丛”的重要成果，不仅记录了一位学者近年来的思想轨迹，也是我国电影学界在时代激荡中回应现实问题、构建自主话语的生动样本。

立足本土现实的理论自觉

阅读该书的强烈感受，是书中充溢着理论的自觉。该书从本土现实问题出发，尝试去构筑具有包容性和阐释力的理论范式。书中集结了作者近年来对“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影游融合”等原创性理论与概念的持续思考，试图以理论的方式为庞杂、流动的当代中国影像现实赋形。

其中，“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回应的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化、工业化所引发的诸多现实问题。它试图回答如何在保证电影艺术品质和创作者个性的前提下，建立一套可重复、可预测、可持续的工业化生产规范。在此问题引领下，该书在生产机制层面主张寻求“制片人中心制”与“体制内作者”的协同，在审美价值层面推崇面向最广大观众的“常人之美”，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强调“伦理的多元”与“道德的宽容”。此外，通过对《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的对比分析，该书还提出了“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与“轻工业美学”的产业分层观点，这种划分打破了“唯大片论”的迷思，在理论上为不同投资规模、技术层级和创意取向的电影实践赋予了同等的合法性，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多元化、结构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启示。

如果说“电影工业美学”侧重于生产端的机制探讨，“想象力消费”理论则是对接受维度的理论开拓。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以“网生代”“游生代”为主体的新一代观众，其审美心理与消费需求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摹写，而是强烈渴求对超现实、幻想类叙事进行消费与体验。“想象力消费”概念为科幻、玄幻、魔幻等曾处于批评边缘的类型样式赋予了学术关注与文化价值，指出其满足的是一种合理的、基于时代精神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作者将“想象力消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紧密相连，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神话志怪故事和繁复奇丽美学与当代幻想类电影之间的互文关系。这种思考路径在传统文脉与当代青年趣味、本土想象与世界奇幻之间架设了桥梁。

“影游融合”理论则是前两种理论在媒介融合前沿的延伸与深化。它不仅指向电影与游戏的跨媒介改编现象，更着力去探讨深层的叙事语法、美学体验乃至产业逻辑的相互渗透。该书既肯定了“影游融合”所带来的叙事革命、体验革新与产业可能，也警示了其可能带来的美学浅薄化、想象力外包以及伦理边界模糊等隐忧。作者的论述中始终包含一份技术时代的伦理预警，呼吁在虚拟狂欢中保持现实关怀，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迷思。

折衷主义与理论批评化

任何理论的构建，都离不开独特而有效的方法论作为支撑。该书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折衷主义”的取向与“理论批评化”的路径。

“折衷主义”的取向，意味着超越二元对立的调和、融通。作者发扬大卫·波德维尔主张的“中间层面”研究方法，同时调和电影产业与研究中的一系列二元项。“折衷主义”并非无原则的混合，而是旨在“艺术/商业”“技术/美学”“作者/体制”“本土/全球”“传统/现代”等看似对立的范畴间寻找动态平衡点。这种方法论既深植于我国传统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吸纳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例如，在评价体系上，该书提出“常人之美”的概念，主张电影应在平均审美水准之上追求适度创新，既反对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也抵制无底线的商业媚俗。

这种“折衷主义”取向体现在理论与批评的关系上，便是该书坚持的“理论批评化”路径。“理论批评化”意味着理论与批评之间的互动与汇通。通览全书，其所有核心理论都伴随着大量具体、鲜活的文本批评实践。本书第四辑对《狙击手》《万里归途》《热辣滚烫》《繁花》等大量近期作品的批评，更成为检验理论适用性的演武场。例如，该书从“中等工业美学”的视角分析《狙击手》对于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从“体制内作者”的角度分析饶晓志在《万里归途》中如何将个人风格与主流叙事范式相调和，用“想象力消费”的概念解读《繁花》如何建构一个满足当代都市怀旧情感的梦幻上海。这种“理论批评化”实践，是一个双向检验与滋养的过程：理论因批评的展开而变得具象化与生动化，批评因理论的加持而获得系统性和纵深感。

人文精神与未来指向

值得进一步体味的是，该书的理论构想与批评实践背后，蕴含着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关怀，这构成了其研究的底色与温度。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文精神，尤其集中体现为对青年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作者反复强调，不能以固有的批评标准或父辈的思维模式去轻率贬抑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例如，“想象力消费”理论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当下互联网时代文化逻辑与情感结构的正视。作者看到了“网生代”“游生代”通过影像进行的幻想与互动不仅是娱乐，更是他们认知世界、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重要方式。这种代际对话的平等姿态，使其理论摆脱了居高临下的说教感，充满了代际对话的诚意与温度。

其次，是面向未来的开放视野。该书的学术目光始终投向正在生成与可能发生的变革前沿。无论是人工智能对创作主体的冲击、元宇宙对影像本体的重构，还是短视频对影视生态的重塑，作者都保持着学者的敏锐与前瞻。该书主张理论应以开放的姿态进行扩容，主动将新媒介、新技术、新文本纳入观察与阐释的视野。正是这种未来指向，使其理论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完成态，而是一个始终处于未完成和进行中的开放系统，不断邀请学界同仁一起“接着讲”。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